法律界热议《拆迁条例》变革走向
王锡锌
文/图 本报记者张强(署名除外)
2009年11月13日，成都市唐福珍为抗拒暴力拆迁在楼顶天台自焚，后因救治无效死亡。
上个月7日，北京大学的五位法学教授——姜明安、沈岿、王锡锌、钱明星和陈端洪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《建议书》，建议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对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拆迁条例》)进行审查，撤销该条例；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建议国务院对《拆迁条例》进行修改。此后，他们先后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的座谈会邀请。
有消息称，已经实施了8年、备受争议的《拆迁条例》已进入紧张修改阶段，并在1年内面世。
没几天，五位教授又致书国务院，要求遏制各地方在《拆迁条例》完成修改前进行突击拆迁。王锡锌说，某些地方出现的突击拆迁现象严重，这可能让矛盾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。
与此同时，值得关注的是，法学家这个群体，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。
王锡锌的脸庞很多人都见过，在中央电视台《新闻1+1》等栏目中频繁露脸的他洞察深刻、思维敏捷、言辞犀利，让观众过目不忘。
2009年岁末，记者在北京大学法学楼当面见到了他。围绕《建议书》的来龙去脉和法学学者的社会参与，王锡锌侃侃而谈，直率而又宽容。
初衷：
极端个案引发教授“上书”
记者：王教授，您和您的四位同事为何会给全国人大递交《建议书》？
王锡锌：最近一段时间，相关的个案比较集中，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五六起。拆迁过程中双方都有暴力，甚至产生极端后果，一例例个案无不震撼人的心灵。
唐福珍死后的那个星期三晚上，沈岿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都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来遏制这类悲剧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演。
起初，我们想拉上几个外校的同行，但考虑到联络比较困难，就在北大法学院里找了3位志同道合者。我们又找了4个博士生——其中2人研究宪法、行政法，2人研究民商法。我当时提出，不要从理论上讨论制度之间的抵触，作为法律学者，我们必须直接指出具体的法律条文间的抵触。
沈老师给我打电话的第二天，我在央视做了一期节目，我取名《拆迁之死》，分析唐福珍事件；后来又做了一期。“拆迁之死”有双重的含义：一是一个生命永远地消失了；二是某一种错误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死亡。第一层含义的背后，是第二层含义。
12月7日，我们通过特快专递把《建议书》寄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。
记者：媒体报道中经常采用诸如“北大五学者‘上书’全国人大”的标题，据说姜明安教授对“上书”二字很不高兴，认为公民给全国人大提建议，不应用“上书”这个带有低人一等意味的词来描述。
王锡锌：上书，是个“臣民”的概念；而我们今天宣扬的，是“公民”精神。《宪法》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有“批评和建议的权利”，《立法法》第90条规定公民“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”。
但回到现实生活，现代观念与政治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，庙堂与江湖并存，我觉得没必要过分在乎。
解读：
“《物权法》实施后，《拆迁条例》就已经自动失效”
记者：这些极端个案为什么会发生？
王锡锌：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竞争，而且双方“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”。拆迁方的法律依据是《拆迁条例》，被拆方的法律依据是《宪法》和《物权法》。作为研究宪法、行政法的学者，我自然就会想到：是不是制度之间的冲突已经相当厉害？
记者：那是不是真的有冲突呢？
王锡锌：事实上，对《拆迁条例》的质疑由来已久，包括法学界在内，社会各界早就提出并广泛讨论了这个问题。2007年《物权法》颁布实施后，梁慧星教授就指出，“《拆迁条例》已经自动失效了。”因为《物权法》第42条规定是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、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。注意！这是“法律”。而《拆迁条例》只是“法规”，不是“法律”。2007年，全国人大修订了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，修订的目的，就是通过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。
拆迁，涉及强制，在行政法上的性质是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，在宪法上的性质是对财产权的强制征收。问题在于，《拆迁条例》把征收之前的环节全部省去了，征收补偿本来应该是拆迁的前提，但《拆迁条例》没有涉及。
《拆迁条例》强调“管理”，体现的是传统的单向度的、政府控制的理念。这显然与政府目前追求的治理理念是矛盾的。在法律上，则与财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相抵触。我们这次致书全国人大，不过是在很多人心灵都受到震撼的时候，把自己的思考用行动的方式予以表达罢了。
记者：日前，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公开表示，新《拆迁条例》倾向于按市场价格补偿，法制办现正在征求地方和部门的意见，并将邀请被拆迁人表达意见；草案修改完善后，将会尽快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依您所见，《拆迁条例》修改的重点在哪里？
王锡锌：《拆迁条例》的修改，要进一步落实《宪法》、《物权法》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。比如，拆迁，首先必须经过征收程序，对土地和房屋的征收只能是政府行为而非开发商行为，而且，征收的目的，只能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