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把生命比作是一次乘车旅行，这次旅行的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未知，沿途会经过什么样的风景？会遇到哪些同伴？这些同伴会在哪儿上车？又会在哪儿下车？我们自己会在什么地方下车？这一切都无法预知，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一次无法回头的旅行，向着既定的终点。
所有人的生命列车终点站都是同一个，那就是死亡。但是，有些死亡留给生者的伤痛会格外沉重。这里是上海市的一座墓园，在墓园里有一片特殊的区域，在这儿长眠的全部是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他们先于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墓碑上的数字记录了他们在人间走过的日子，这些日子现在对他们的父母来说，是最美好却也最伤痛的记忆。孩子们已经离去，而他们的父母亲还要继续生活下去。
解说：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，当这些青春的面孔意外离去，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到了难以再生儿育女的年纪。人们把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称为“失独者”。范之瑜的母亲王玮怎么也没想到，做过军人健康强壮的儿子，竟然会被一次意外的跌倒夺走生命，那一年，儿子24岁，她64岁。
王玮：40岁的时候生的他，他带给了我快乐和幸福的喜悦，我就想快快乐乐地过晚年的生活，可是他有一次就那么一摔跤，就摔没了。
解说：王玮的工作是教师，每天都要面对孩子，儿子走后不久，她就回到了讲台，旁人都觉得她坚强，只有她自己清楚内心的痛苦和失衡。
王玮：不愿意跟人家聊天，也不愿告诉别人，就是要想发泄的情绪，想吵架，吵架。
解说：跟王玮在一瞬间失去儿子不同，柯斌陪伴女儿和白血病做了四年的斗争，虽然对最后的结局她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，她还是濒临崩溃。
柯斌：一回到家里空空的，就看到墙上的一张遗相，只有做爸爸妈妈的最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痛。
解说：很多父母都说孩子去世后，自己就变成了双面人。在人前强打精神，回家就陷入痛苦当中，宋寒的母亲袁丽燕在儿子去世后，仍然会精心打扮自己，尽量以优雅美丽的形象出现在人前，她担心显出痛苦会让旁人尴尬，她也觉得这种痛苦是旁人既无法理解，也根本无从劝解的。
袁丽燕：有的人说时间长了会好受点，哎呀，我们的孩子也在国外或者也照顾不到我们，你们想开一点。那其实我们真的从内心来说，像失去孩子是痛苦一辈子的，他们真的是无法体会的，只有我们自己经受过的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忍受了多少痛苦，如果说你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，那你要付出很多。
解说：面对孩子的离去，男人也并不比女人坚强。高福来的女儿20岁那年在家中发生意外，为了避开伤心地，他和妻子卖掉房子搬到远处，很长时间不愿与人往来，甚至连工作都辞掉了。
高福来：不要说工作了，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，本来就是围着一个孩子在转，我们中国的家庭大部分都这样子，孩子这走了，你生活没方向了，我们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不愿意对人说，他根本无法理解，最多劝你几句：别伤心了。能做到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这个痛苦我们是终身的，可能会带到我们的坟墓里去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解说：钟志铭的孩子14岁那年遭遇车祸，那一年，他51岁。早年间身为上海人的他被分到安徽做插队知青，一直得不到返城指标，37岁才决定死了这条心在当地结婚生子，然而孩子长到7岁时，他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要给儿子更好的环境，于是辞去旁人羡慕的厂长职务一家人回到上海从零开始打拼。然而，几年后，他却在这座城市失去了孩子。
钟志铭：当时我的感受就是，痛断肝肠，就像肝肠一段一段切下来一样的，那痛得实在是……受不了，对不起。
解说：儿子去世八年了，外表硬朗的钟志铭有时仍然忍不住在心里做着各种假设，假如那天放学晚几分钟，假如儿子路上停下来买瓶水，哪怕是绊上一跤都有可能躲过被车撞上的那个瞬间。
钟志铭：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种事情偏偏轮到我头上？人总会有这样想法的，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了？而且甚至于想，他哪怕过马路的时候绊一跤或者鞋带松了，我这样想哪怕鞋带掉了，我拴一下鞋带，就是一秒钟的事情。
记者：就是怎么也想不通。
钟志铭：一定抵制它，就讲这个没有发生。
解说：在孩子的墓园里，一个个细节都透出父母的不舍深情，他们把孩子生前喜欢的玩具、弹过的吉他、用过的生活用品等等放在这里和孩子做伴，就好像孩子只是暂时睡着了，到了早上他就会从梦中醒来，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摸床头的眼镜。
不相信，不接受，是许多父母在孩子离去时共同的心理反应。郭闽，六岁时随父母到德国生活，十四岁那年遭遇车祸，母亲林希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好，她目送孩子去上学，儿子背着书包，脚踏单车，笑容灿烂地向她挥手，她怎么也不相信一挥手就是永别。
林希：根本不相信，你们别骗我，他上学去了你们不要这样。后来呢，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呢，就是警察来了，把他当时背在身上的书包送回来了。以前呢，我要是出去工作，回来我就第一件事找他书包，书包到了他回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，这时候，我忽然看见书包干干净净地回来了，一点血也没有，就回来了。他呢？我的儿子呢？他上哪去了？就突然之间这个反应，非常刺激，我就把他当时从上海去的时候背的一个小书包，那个熊猫书包背去，两个书包放在一起，就一下子，我觉得我儿子在那八年的时间就浓缩在这两个书包里，就……就这样了。
解说：看到林希悲痛恍惚的精神状态，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德国心理咨询师，没想到咨询师的话却让林希觉得更加痛不欲生。
林希：我说我现在自杀的心都有，我说我想随孩子去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不能理解你们亚洲人，比如我也没有孩子啊，孩子是孩子，你是你呀，那么孩子的生活是孩子的，你是你的生活，他说我真的不能理解你，你跟我讲没有用，他说我建议你还是回亚洲去，找一个中国的心理咨询师。
记者：您当时听到他这话什么心情？
林希：我当时就想跑出去，立刻从楼上跳下去，因为我觉得，怎么连这点都不能理解呢？我觉得中国的母亲都是能理解的，好像就是孩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，对不对？命根子断了我还活什么？
解说：德国咨询师的理念无法劝慰这位中国母亲的伤痛，在许多中国家庭，独生子女不仅仅被看作生命的延续，还寄托了父母甚至整个家族的期望，没了孩子也就没了希望，不止一位家长承认自己甚至想过要寻短见，但是又总有一些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还是得试着走出来 ，活下去。
林希：我当时已经在外面教汉语嘛，那么在那个柏林话的中文学校，他说我们班上小朋友给你写的信拿来了，很小的孩子，他们不会写什么东西，就写一两句话，就是说林老师我们想你，林老师你一定不要哭了，林老师我很着急了，你千万别哭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希望你再来，就这样的一个呼唤，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了，我应该站起来试试看，也许我行，最早的这个动力是孩子们的呼唤。
记者：你觉得他们需要你？
林希：对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我，最早的这个呼唤是这里，我就在想崩溃是方便的，疯掉了，不知道了，这是方便的，但是好吗？理智还没有失去之前，会告诉这样不好，爬起来好，但是爬起来是难的。
钟志铭：有一份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让这个悲剧再扩展，不能让我爱人倒下去，还有我的母亲七十多岁，就是让他们知道，这个家还有人扛着，否则的话就不可收拾了。
记者：这个人只能是你？
钟志铭：只能是我，我要让孩子走得安心一点。
解说：许多失独的父母都曾这样劝解自己，孩子在天有灵，看到父母过得不好肯定会难过，但他们又常常觉得力不从心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活。
王玮：我想过好一点，我没法过好一点，我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好怎么办呢？
解说：孩子们聚在这里安息，而他们的父母则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相似的煎熬。2003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让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也聚到了一起，他们的聚会只为了解决那个共同的难题，那就是如何安放失去孩子的伤痛。
2003年的一天，柯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女儿下葬的墓园打来的。工作人员说，有另一个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希望联络几户，同样遭遇的家庭一起聚聚，柯斌当即表示很愿意参加。
柯斌：都是失去孩子的家长，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，我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。
解说：聚会当天一共来了十家人，他们很快就一起回忆起了去世的孩子，说起内心的痛苦，每个人都泪流满面，久久不愿散去。
柯斌：第一次同样的命运的人在一起，大家从下午一点多一直谈到七点钟。素不相识的人，突然之间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。
解说：这次聚会让这些父母都感到一种难得的释放，他们从此开始定期聚会，他们还为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叫星星港。星星象征着天上的孩子，港湾则是他们寻找平静的地方，渐渐地，更多失独父母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这件事并参加进来。短短一年，星星港从十家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，再后来达到好几百人，高福来加入星星港时已经把自己封闭了好几年，认识这些同命人让他感到了一种安慰。
高福来：刚发生这个事情，有很多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就是我为什么碰到这个事情。
记者：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？
高福来：对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最倒霉了，然后到了星星港里面一听，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了至少。
解说：面对同命运的人，钟志铭也说出了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，这位从不在人前流露痛苦的父亲，发现自己倾诉的愿望其实非常强烈。
钟志铭：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有一点好，你说家里的事可以毫无遮拦，没有顾忌，这是一个；另外一个，你讲得再多，听者不厌，我都愿意陪你，你讲一百遍也不要紧，你在外面就不行。
记者：原来和其他人交流，你会觉得有隔阂是吧？
钟志铭：用句老百姓说的话，我们是穿心过，他是穿耳过，穿心过的人和穿心过的人坐在一起才听得懂，才承受得了。
解说：当这些父母在上海相聚，在遥远的德国林希也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命运的中国母亲。学校的一名学生发生了不幸，林希听说这件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她想要去见去安慰这位母亲。
